正文 第一章 遥远的伏笔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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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之父姚蓬子是20年代中国文坛上的左翼作家，27年经潘汉年介绍加入了中共，此后，便与鲁迅、胡风、潘汉年等左翼作家交往密切。后来，他在天津被捕，在狱中写下了《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成了叛徒，但他一直隐瞒这一情况。
姚文元31年出生于上海。1岁时，父亲就抱着他去见过鲁迅，鲁迅为此写过一首诗。诗曰：赠蓬子蓦地飞仙降碧空，云车双辆挈灵童。
可怜蓬子非天子，逃来逃去吸北风。
这一点后来成了姚文元的“资本”。文革中，他不止一次地说过：“我1岁的时候见过鲁迅。”他在重庆南开初中读书时，父亲的作家书屋出版过胡风的很多著作，胡风也常来作家书屋与姚蓬子谈天说地。十几岁的姚文元也十分崇拜胡风，胡风写的许多书和文章，有的甚至读过三四遍。他还常跟着父亲去胡风家，常奉父命去胡风家里送校对稿、清样、书籍。抗日战争胜利后，姚文元随父迁回上海，进学校读书，仍是胡风著作的热心读者。48年，姚文元加入上海地下党，更热心读胡风的书。他下决心要成为胡风不入门的“学生”。这主要可能有三个因素：一是自从少年时代接触胡风后，就是胡风的崇拜者，对胡风的思想和笔法是了解得比较透彻。二是胡风过去与鲁迅关系密切，建国后，毛泽东曾经把胡风当作鲁迅的继承人来看待，胡风由此担任了不少重要职务，在文艺界树立了领袖人物的地位。姚文元研究胡风的文艺思想，自然会得到胡风的赞许，他个人也会由此捞到好处。三是他立志成为一个文艺评论家，而从研究文艺评论大家胡风的著作入手，是成为文艺评论家的一条捷径。（8）
姚文元整天钻研胡风的书，几乎成了胡风迷。他在上海卢湾区委宣传部时，就经常在同事中谈论胡风，终于引起中共卢湾区委宣传部长的注意。54年12月初，他推荐让当时只是科长的姚文元为全区干部讲一次胡风的文艺思想。
姚文元下了一番功夫，认真准备了一篇宣传胡风文艺思想的讲稿。
然而，当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一文。姚文元读了这篇文章，十分震惊。因为周扬在文章中已经使用“反动”一词来称呼胡风了。这对姚文元来说，不啻晴天一声霹雳，一下子把他打晕了。讲稿流产是小事，心中的偶像，怎么一下子成了“反动”的呢？他百思不得其解，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想了好几个晚上。然而，几天之后，他就180度大转弯，成了胡风的批判者。恐怕连他自己也始料未及的是，后来，他竟因批胡而出名。不可否认，这里有张春桥的“功劳”。
55年3月初的一天，张春桥主动约姚文元到他《解放日报》的办公室。在了解了姚文元的经历、家庭、工作之后，就对他说，听了你在上海文艺界批判胡风大会上的发言，也看了你在《文艺月报》上发表的文章，感到你的文章很有战斗力。你还很年轻，大有前途，今后我们经常联系。文艺理论家一定要成为政治家，今后你一定要多注意政治。谈话中，张春桥向姚文元提出，请姚文元参加《解放日报》批判胡风的座谈会，请他在会上发言；张同时还提出，请姚文元当《解放日报》的“文艺理论通讯员”。姚文元自然很痛快地答应了。
3月15日，经张春桥推荐，《解放日报》刊登了姚文元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反马克思主义——评胡风给党中央报告中关于文艺问题的几个主要论点》。这篇文章是姚文元在《解放日报》批判胡风座谈会发言稿整理后发表的。《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在全国特别是在华东各省有很大影响。姚文元的文章第一次作为重头文章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使姚文元的名字广为人知。接着，张春桥又连续约姚文元写了数篇批判胡风的文章，在《解放日报》显著位置上发表。同时，张春桥还利用自己的影响，把姚文元的文章推荐给《文汇报》。那个时候，《解放日报》、《文汇报》都是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报纸。在这两种报纸上经常看到姚文元的文章，对姚文元后来的“出名”是起到了关键作用的。这一时期姚文元发表的主要文章有：《胡风文艺思想的反动本质》、《胡风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批判胡风唯心主义历史观之一》、《胡风污蔑劳动人民的反动观点——批判胡风唯心主义历史观之二》、《胡风反对有组织有领导的阶级斗争——批判胡风唯心主义历史观之三》、《给胡风的两面派手腕以十倍还击！》、《用最大的决心粉碎胡风反党集团》、《认清敌人，把胡风反党反革命的毒巢彻底捣毁》、《胡风反革命两面派是党的死敌》、《彻底清除隐藏的两面派反革命分子》、《要用铁的心肠消灭敌人》由于姚文元对胡风的著作十分了解，所以他在文章中列举了大量胡风著作中的观点，然后加以分析和批判。这样，姚文元的文章就不同于其他一些人的文章。他是在了解胡风著作的基础上写的，自然不那么空洞。这个时候，姚文元真的从少年时代读胡风的著作中得到了“好处”。不过，这种好处却是在他批判胡风中得到的。这一点，可能连胡风本人都没有想到。而且，随着中央对胡风问题定性的升级，姚文元文章的调子也就跟着升级。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姚文元完全不是什么纯粹的文人，他的政治嗅觉是很灵的。姚文元一时云端里吹喇叭——鸣（名）声远扬了。
然而，他的“后院”忽然起火。
原来，潘汉年因受“高饶反党联盟”问题的牵连而被中央定为“饶（漱石）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之一，而潘汉年是姚蓬子的入党介绍人！55年4月，潘汉年被逮捕后，中央给潘汉年定的是“包庇特务、叛徒”的罪名，这也使经潘汉年介绍入党后又叛变的姚蓬子的问题突出出来。在中宣部和中共上海市委的过问下，55年5月，也就是姚文元批胡风正起劲之时，上海市公安局审查了姚蓬子的问题。5月底，姚蓬子以“胡风分子”和“潘汉年反革命集团分子”的双重身份，被公安部六局逮捕，押往北京审查。这对姚文元、对别人都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批判胡风的“青年英雄”的父亲，竟然是“胡风分子”，而且还是“潘汉年反革命集团分子”！紧接着，卢湾区委审干办公室对姚文元审查了。姚文元一口咬定，当时不知道姚蓬子的叛变问题（可信），后来知道后，便与他划清了界限（不大可信）。他说，对于父亲与胡风的来往，他并不知道（不可信），因为那时他还只是一个学生，不懂得成年人之间的事情。他说，他读过胡风的书，但他是批判地读的（大不可信）。但是，姚文元仍被列为卢湾区委的重点审查对象。
姚文元为表明自己和家庭划清界限，就此住在单位不回家了。
55年11月，审了一段时间后，除了“叛党”这个旧账之外，没有审出姚蓬子与“胡风反党集团”、“潘汉年反革命集团”有联系的问题，于是被送回了上海。姚文元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此时开始回家，并继续写批胡文章。
55年12月20日，卢湾区委审干办公室给姚文元写了一个审查报告。报告中说，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与胡风、潘汉年关系均很好，并有往来。姚文元也与胡风、潘汉年见过面，但姚文元未向组织汇报。反胡风斗争开始后，姚文元也没有把这种具体情况揭发过。解放前，姚文元经常阅读与研究胡风的书，解放后同样买了很多胡风的书，但从未批判过。反胡风斗争开始后，姚文元还把胡风等的书籍放到外面公开的书架上。姚文元曾认为胡风是进步的。对胡风诬蔑党的文艺领导同志的言论，姚文元也认为是对的。
对姚文元的审查就此结束，既不算好也不很坏。
然而，姚文元批胡前后的文章却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还在57年两次提到和称赞他。
57年2月6日《文汇报》上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教条和原则——与姚雪垠先生讨论》。此前，毛泽东已读过姚雪垠（作家，后来写作出版《李自成》得到过毛泽东的支持。）的文章，还称赞说“姚雪垠很会写文章”。后来，毛泽东的秘书们便经常把新发表的姚雪垠的文章送给他看。这时，《文汇报》上突然冒出了一篇与姚雪垠“讨论”的文章，自然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便问身边工作人员：姚文元是谁？经工作人员了解并把姚文元的简况报告给毛泽东后，毛泽东对姚文元有了一些印象。57年2月16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说：“我们的危险就在革命成功。革命成功了，四方无事，天下太平了。片面性的打击不能锻炼出真正好的文学艺术，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从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我看是不错的。过去我们提倡一家独鸣，那是历史条件决定的，不如此不能打倒国民党20年一家独鸣的理论。”毛泽东表扬姚文元的话，使姚文元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器重。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第一书记柯庆施亲自找姚文元谈话。姚文元也被确定为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海文化界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于57年3月10日在北京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更使姚文元高兴的是，毛泽东在接见时，当着众多上海文化界名流的面，再一次表扬了他。毛泽东说：“不要怕片面性，片面性总是难免的嘛！……早期的杂文，很多片面性。后来学习马列主义，片面性就很少了。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青年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此次，毛泽东不仅当着上海市文化界名流的面提到姚文元、表扬姚文元，而且把姚文元摆到当时在全国已经很有名气的作家和文艺理论家王蒙、李希凡之上，这至少证明，姚文元的文章很对毛泽东的口味。这就为他9年后文革中的崛起打了些基础。
从上可见，姚文元在批判胡风的风浪中，的确得到了“锻炼”，抓住了“机遇”，一步步走向“成熟”。看起来他是这次运动的得益者。
然而，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却是受害者。对胡风等一大批人的批判，基本上是歪曲原意，断章取义，无限上纲，行政干预，直至有人被逮捕入狱方罢。这一切，大大伤害了一些愿意为人民工作的知识分子，给中国科学文化事业造成了消极影响，是一次沉痛的历史教训。
这个案件对于高层的影响，从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日记里可见一斑。《杨尚昆日记》记载：55年5月13日：“今天《人民日报》公布了胡风的自我批判并附有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编者按：号召胡风集团的一切分子站出来向党交待，交出与胡风往来的密信，交出来比隐藏或销毁更好些！我以极大的兴趣读了舒芜的东西（胡的文章简直无法看！）（大概是认为太反动吧！）。胡风集团是一个长期仇恨党的反革命集团，应该是无疑的了！”
5月19日：“下午饶案五人小组继续开会，同时听了一些有关胡风集团的材料。胡风案，是一个反党反人民的专案，已决定捕起来。其爪牙甚众，不仅在文化界有，在其它方面也有，甚至有混入党内来的，中央宣传部就有三人，其中一人可称核心分子，胡风的三十万言书，是六个人写的，据说有四个是共产党员。继高饶问题之后，潘杨案件之后，又算找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说明阶级斗争如何的尖锐化！要记着主席说的话：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两个专案的事，都会有发展的，应随时注意。”
杨尚昆的头脑里，高饶案、潘杨案和胡风案是同一个性质，都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活例。当然，不会仅仅他有这个想法。
广大知识分子怎么看这件事情？广大工农兵、一般干部怎么看这件事情？在当时既然很难知道真相，恐怕就也很难听到“真话”吧。
40多年后，一位“事后诸葛亮”分析认为，“胡风事件”从文化背景上可以被解读为“延安知识分子”和“左翼知识分子”之间的冲突。周扬代表延安，胡风代表左翼知识分子。“胡风分子”的主体是胡风办《七月》和《希望》杂志的作者群。胡风一生的命运是由“延安知识分子”掌握的，他的平反几经周折，也是由“延安知识分子”的整体思想倾向所决定，胡风的文艺思想只是在“延安知识分子”眼里才成为异端。（9）
“胡风事件”发生时在权力中心几乎无人同情胡风，因为当时负责“胡风事件”的部门领导都是胡风的对立面，中宣部的周扬、林默涵、胡绳和中国作协的邵荃麟、刘白羽、何其芳等人，都是早年批判过胡风文艺思想的人。而胡风早年在重庆的朋友乔冠华、陈家康、章汉夫等人，都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以“一二九知识分子”为多，他们与“延安知识分子”相比，多少保留了一些自由知识分子的气质。延安知识分子一旦进入权力中心后极少有人表现出对弱者的同情，承担的都是助纣为虐的工作，“宁左勿右”是他们的工作特点。
早在1943年，领导中共南方局的周恩来就对乔冠华、陈家康、杨刚等人的文艺思想提出过批评，认为他们的思想与延安不统一。这些人是“一二九”中的左派，但他们的“左”并不同于延安的“左”。胡风虽然与他们的思想不完全相同，但可以共存。在“胡风事件”中，胡风早年的重庆朋友虽然出于自保对胡非常冷漠，但并未有意加害于他。置胡风于死地的是“延安知识分子”。一九四八年香港《大众文艺丛刊》集中发表了邵荃麟、乔冠华、胡绳和林默涵批判胡风的文章，可以看作是“胡风事件”的真正开始。后来这些作者在“胡风事件”中都程度不同地发挥了作用。在“胡风事件”中负责具体事务的主要是中宣部和中国作家协会，而这两个机构的主要负责人都是“延安知识分子”。
胡风事件的起源与林默涵与何其芳直接相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他们的文章刺激了胡风。在《文艺报》53年第2号和第3号上，先后发表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潮》，以及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这两篇文章都是作者根据他们在中宣部召开的“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文章有“奉命”的因素（据林默涵回忆，写这两篇文章有周恩来的意思），但文章的作者没有对胡风保持起码的人格尊重。林默涵在文章中最早提出了“以这种错误的文艺思想为中心，在胡风周围曾结成了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虽然林默涵也同时提到“不是说他们有什么严密的组织，不，这只是一种思想倾向上的结合。”但熟悉中共历史的人应该懂得，这种“小集团”的说法最为中共所警惕，因为这意味着有可能出现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毛泽东后来就是在这个说法的基础上把胡风和他的朋友称为“胡风反党集团”的，由此就引发了全国展开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这次运动不同于此前发生过的镇反运动，因为镇反运动指向相对明确，而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是一个在运动指向上含糊的政治运动，所以整得人人自危。
这位先生还认为，许多知识分子对胡风的遭遇基本是麻木的。
当然，什么事情都可能有例外。胡乔木曾说：“抓胡风，我是不赞成的。毛主席写的那些按语，有些是不符合事实的。胡风说，三年局面可以改变，毛主席认为是指蒋介石反攻大陆。实际上，胡风是说文艺界的局面。”胡乔木的这个说法是有佐证的：“陆定一说过，胡风案件要定‘反革命’性质时，毛泽东找了他和周扬、胡乔木商谈。毛泽东指出胡风是反革命，要把他抓起来。周扬和他都赞成，只有胡乔木不同意。最后还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定了胡风为‘反革命’。”当年参预审查“胡风案件”的王康也证实说：“胡乔木还说，他对毛主席的决定提出不同意见后，担心自己的政治生命可能就要完了。”
然而，胡乔木安然无恙。最倒霉的是“主犯”老胡。
胡风被监禁了10年之后，65年11月2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14年。10年已经过去，还有4年监外执行。12月底，胡风走出秦城监狱，全家团聚过了一个春节。春节过后，胡风夫妇被通知离开北京到四川成都去。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胡风夫妇被送到成都西边的芦山县苗溪劳改农场监护劳动。67年11月，胡风被四川省公安厅押至成都，再度入狱。70年1月，胡风又被以“写反动诗词”和“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其实是在报纸空白处写诗）的罪名，被四川省革委会加判无期徒刑，不准上诉。他被戴上手铐，押至大竹县第三监狱。他在狱中计20余年，创作诗词数千首，大多于出狱后形诸笔墨。78年，胡风被释放出狱。80年9月，中共中央做出审查结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一件错案。平反后，胡风担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85年6月8日因病逝世，终年83岁。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至此，胡风的冤案才算真正了结。
有意思的是，毛主席表侄女王曼恬的丈夫鲁藜，据说与胡风文艺观点上意气相投，有时在胡风主办的刊物上发点稿，这时也受到牵连，因为向王曼恬发牢骚，说胡风给他的三十几封信都交了，见面谈了些什么也都说了，怎么还没完没了，再没完没了，他就还回越南当码头工人去（少年时他曾在越南当过码头工人）。王曼恬就打小报告说鲁藜要叛逃。于是他被半夜捕走。在戴手铐时，他笑道，到处是生活，这也是生活。几天后，毛泽东曾询问周扬：鲁藜怎么样？周扬乖巧地回答：“恐怕挽救不了了。”毛泽东默然无语。关押期间，王曼恬与之离婚。一年后释放，到天津拖拉机厂和农场劳动。“文革”中又吃了苦头，79年始恢复工作。
胡风案的“副作用”很多、很大，最大的一条可能就是，在毛泽东和高层整体以及广大干部群众头脑里，进一步强化了“阶级斗争十分尖锐激烈”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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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31年出生于上海。1岁时，父亲就抱着他去见过鲁迅，鲁迅为此写过一首诗。诗曰：赠蓬子蓦地飞仙降碧空，云车双辆挈灵童。
可怜蓬子非天子，逃来逃去吸北风。
这一点后来成了姚文元的“资本”。文革中，他不止一次地说过：“我1岁的时候见过鲁迅。”他在重庆南开初中读书时，父亲的作家书屋出版过胡风的很多著作，胡风也常来作家书屋与姚蓬子谈天说地。十几岁的姚文元也十分崇拜胡风，胡风写的许多书和文章，有的甚至读过三四遍。他还常跟着父亲去胡风家，常奉父命去胡风家里送校对稿、清样、书籍。抗日战争胜利后，姚文元随父迁回上海，进学校读书，仍是胡风著作的热心读者。48年，姚文元加入上海地下党，更热心读胡风的书。他下决心要成为胡风不入门的“学生”。这主要可能有三个因素：一是自从少年时代接触胡风后，就是胡风的崇拜者，对胡风的思想和笔法是了解得比较透彻。二是胡风过去与鲁迅关系密切，建国后，毛泽东曾经把胡风当作鲁迅的继承人来看待，胡风由此担任了不少重要职务，在文艺界树立了领袖人物的地位。姚文元研究胡风的文艺思想，自然会得到胡风的赞许，他个人也会由此捞到好处。三是他立志成为一个文艺评论家，而从研究文艺评论大家胡风的著作入手，是成为文艺评论家的一条捷径。（8）
姚文元整天钻研胡风的书，几乎成了胡风迷。他在上海卢湾区委宣传部时，就经常在同事中谈论胡风，终于引起中共卢湾区委宣传部长的注意。54年12月初，他推荐让当时只是科长的姚文元为全区干部讲一次胡风的文艺思想。
姚文元下了一番功夫，认真准备了一篇宣传胡风文艺思想的讲稿。
然而，当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一文。姚文元读了这篇文章，十分震惊。因为周扬在文章中已经使用“反动”一词来称呼胡风了。这对姚文元来说，不啻晴天一声霹雳，一下子把他打晕了。讲稿流产是小事，心中的偶像，怎么一下子成了“反动”的呢？他百思不得其解，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想了好几个晚上。然而，几天之后，他就180度大转弯，成了胡风的批判者。恐怕连他自己也始料未及的是，后来，他竟因批胡而出名。不可否认，这里有张春桥的“功劳”。
55年3月初的一天，张春桥主动约姚文元到他《解放日报》的办公室。在了解了姚文元的经历、家庭、工作之后，就对他说，听了你在上海文艺界批判胡风大会上的发言，也看了你在《文艺月报》上发表的文章，感到你的文章很有战斗力。你还很年轻，大有前途，今后我们经常联系。文艺理论家一定要成为政治家，今后你一定要多注意政治。谈话中，张春桥向姚文元提出，请姚文元参加《解放日报》批判胡风的座谈会，请他在会上发言；张同时还提出，请姚文元当《解放日报》的“文艺理论通讯员”。姚文元自然很痛快地答应了。
3月15日，经张春桥推荐，《解放日报》刊登了姚文元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反马克思主义——评胡风给党中央报告中关于文艺问题的几个主要论点》。这篇文章是姚文元在《解放日报》批判胡风座谈会发言稿整理后发表的。《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在全国特别是在华东各省有很大影响。姚文元的文章第一次作为重头文章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使姚文元的名字广为人知。接着，张春桥又连续约姚文元写了数篇批判胡风的文章，在《解放日报》显著位置上发表。同时，张春桥还利用自己的影响，把姚文元的文章推荐给《文汇报》。那个时候，《解放日报》、《文汇报》都是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报纸。在这两种报纸上经常看到姚文元的文章，对姚文元后来的“出名”是起到了关键作用的。这一时期姚文元发表的主要文章有：《胡风文艺思想的反动本质》、《胡风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批判胡风唯心主义历史观之一》、《胡风污蔑劳动人民的反动观点——批判胡风唯心主义历史观之二》、《胡风反对有组织有领导的阶级斗争——批判胡风唯心主义历史观之三》、《给胡风的两面派手腕以十倍还击！》、《用最大的决心粉碎胡风反党集团》、《认清敌人，把胡风反党反革命的毒巢彻底捣毁》、《胡风反革命两面派是党的死敌》、《彻底清除隐藏的两面派反革命分子》、《要用铁的心肠消灭敌人》由于姚文元对胡风的著作十分了解，所以他在文章中列举了大量胡风著作中的观点，然后加以分析和批判。这样，姚文元的文章就不同于其他一些人的文章。他是在了解胡风著作的基础上写的，自然不那么空洞。这个时候，姚文元真的从少年时代读胡风的著作中得到了“好处”。不过，这种好处却是在他批判胡风中得到的。这一点，可能连胡风本人都没有想到。而且，随着中央对胡风问题定性的升级，姚文元文章的调子也就跟着升级。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姚文元完全不是什么纯粹的文人，他的政治嗅觉是很灵的。姚文元一时云端里吹喇叭——鸣（名）声远扬了。
然而，他的“后院”忽然起火。
原来，潘汉年因受“高饶反党联盟”问题的牵连而被中央定为“饶（漱石）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之一，而潘汉年是姚蓬子的入党介绍人！55年4月，潘汉年被逮捕后，中央给潘汉年定的是“包庇特务、叛徒”的罪名，这也使经潘汉年介绍入党后又叛变的姚蓬子的问题突出出来。在中宣部和中共上海市委的过问下，55年5月，也就是姚文元批胡风正起劲之时，上海市公安局审查了姚蓬子的问题。5月底，姚蓬子以“胡风分子”和“潘汉年反革命集团分子”的双重身份，被公安部六局逮捕，押往北京审查。这对姚文元、对别人都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批判胡风的“青年英雄”的父亲，竟然是“胡风分子”，而且还是“潘汉年反革命集团分子”！紧接着，卢湾区委审干办公室对姚文元审查了。姚文元一口咬定，当时不知道姚蓬子的叛变问题（可信），后来知道后，便与他划清了界限（不大可信）。他说，对于父亲与胡风的来往，他并不知道（不可信），因为那时他还只是一个学生，不懂得成年人之间的事情。他说，他读过胡风的书，但他是批判地读的（大不可信）。但是，姚文元仍被列为卢湾区委的重点审查对象。
姚文元为表明自己和家庭划清界限，就此住在单位不回家了。
55年11月，审了一段时间后，除了“叛党”这个旧账之外，没有审出姚蓬子与“胡风反党集团”、“潘汉年反革命集团”有联系的问题，于是被送回了上海。姚文元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此时开始回家，并继续写批胡文章。
55年12月20日，卢湾区委审干办公室给姚文元写了一个审查报告。报告中说，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与胡风、潘汉年关系均很好，并有往来。姚文元也与胡风、潘汉年见过面，但姚文元未向组织汇报。反胡风斗争开始后，姚文元也没有把这种具体情况揭发过。解放前，姚文元经常阅读与研究胡风的书，解放后同样买了很多胡风的书，但从未批判过。反胡风斗争开始后，姚文元还把胡风等的书籍放到外面公开的书架上。姚文元曾认为胡风是进步的。对胡风诬蔑党的文艺领导同志的言论，姚文元也认为是对的。
对姚文元的审查就此结束，既不算好也不很坏。
然而，姚文元批胡前后的文章却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还在57年两次提到和称赞他。
57年2月6日《文汇报》上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教条和原则——与姚雪垠先生讨论》。此前，毛泽东已读过姚雪垠（作家，后来写作出版《李自成》得到过毛泽东的支持。）的文章，还称赞说“姚雪垠很会写文章”。后来，毛泽东的秘书们便经常把新发表的姚雪垠的文章送给他看。这时，《文汇报》上突然冒出了一篇与姚雪垠“讨论”的文章，自然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便问身边工作人员：姚文元是谁？经工作人员了解并把姚文元的简况报告给毛泽东后，毛泽东对姚文元有了一些印象。57年2月16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说：“我们的危险就在革命成功。革命成功了，四方无事，天下太平了。片面性的打击不能锻炼出真正好的文学艺术，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从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我看是不错的。过去我们提倡一家独鸣，那是历史条件决定的，不如此不能打倒国民党20年一家独鸣的理论。”毛泽东表扬姚文元的话，使姚文元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器重。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第一书记柯庆施亲自找姚文元谈话。姚文元也被确定为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海文化界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于57年3月10日在北京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更使姚文元高兴的是，毛泽东在接见时，当着众多上海文化界名流的面，再一次表扬了他。毛泽东说：“不要怕片面性，片面性总是难免的嘛！……早期的杂文，很多片面性。后来学习马列主义，片面性就很少了。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青年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此次，毛泽东不仅当着上海市文化界名流的面提到姚文元、表扬姚文元，而且把姚文元摆到当时在全国已经很有名气的作家和文艺理论家王蒙、李希凡之上，这至少证明，姚文元的文章很对毛泽东的口味。这就为他9年后文革中的崛起打了些基础。
从上可见，姚文元在批判胡风的风浪中，的确得到了“锻炼”，抓住了“机遇”，一步步走向“成熟”。看起来他是这次运动的得益者。
然而，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却是受害者。对胡风等一大批人的批判，基本上是歪曲原意，断章取义，无限上纲，行政干预，直至有人被逮捕入狱方罢。这一切，大大伤害了一些愿意为人民工作的知识分子，给中国科学文化事业造成了消极影响，是一次沉痛的历史教训。
这个案件对于高层的影响，从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日记里可见一斑。《杨尚昆日记》记载：55年5月13日：“今天《人民日报》公布了胡风的自我批判并附有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编者按：号召胡风集团的一切分子站出来向党交待，交出与胡风往来的密信，交出来比隐藏或销毁更好些！我以极大的兴趣读了舒芜的东西（胡的文章简直无法看！）（大概是认为太反动吧！）。胡风集团是一个长期仇恨党的反革命集团，应该是无疑的了！”
5月19日：“下午饶案五人小组继续开会，同时听了一些有关胡风集团的材料。胡风案，是一个反党反人民的专案，已决定捕起来。其爪牙甚众，不仅在文化界有，在其它方面也有，甚至有混入党内来的，中央宣传部就有三人，其中一人可称核心分子，胡风的三十万言书，是六个人写的，据说有四个是共产党员。继高饶问题之后，潘杨案件之后，又算找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说明阶级斗争如何的尖锐化！要记着主席说的话：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两个专案的事，都会有发展的，应随时注意。”
杨尚昆的头脑里，高饶案、潘杨案和胡风案是同一个性质，都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活例。当然，不会仅仅他有这个想法。
广大知识分子怎么看这件事情？广大工农兵、一般干部怎么看这件事情？在当时既然很难知道真相，恐怕就也很难听到“真话”吧。
40多年后，一位“事后诸葛亮”分析认为，“胡风事件”从文化背景上可以被解读为“延安知识分子”和“左翼知识分子”之间的冲突。周扬代表延安，胡风代表左翼知识分子。“胡风分子”的主体是胡风办《七月》和《希望》杂志的作者群。胡风一生的命运是由“延安知识分子”掌握的，他的平反几经周折，也是由“延安知识分子”的整体思想倾向所决定，胡风的文艺思想只是在“延安知识分子”眼里才成为异端。（9）
“胡风事件”发生时在权力中心几乎无人同情胡风，因为当时负责“胡风事件”的部门领导都是胡风的对立面，中宣部的周扬、林默涵、胡绳和中国作协的邵荃麟、刘白羽、何其芳等人，都是早年批判过胡风文艺思想的人。而胡风早年在重庆的朋友乔冠华、陈家康、章汉夫等人，都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以“一二九知识分子”为多，他们与“延安知识分子”相比，多少保留了一些自由知识分子的气质。延安知识分子一旦进入权力中心后极少有人表现出对弱者的同情，承担的都是助纣为虐的工作，“宁左勿右”是他们的工作特点。
早在1943年，领导中共南方局的周恩来就对乔冠华、陈家康、杨刚等人的文艺思想提出过批评，认为他们的思想与延安不统一。这些人是“一二九”中的左派，但他们的“左”并不同于延安的“左”。胡风虽然与他们的思想不完全相同，但可以共存。在“胡风事件”中，胡风早年的重庆朋友虽然出于自保对胡非常冷漠，但并未有意加害于他。置胡风于死地的是“延安知识分子”。一九四八年香港《大众文艺丛刊》集中发表了邵荃麟、乔冠华、胡绳和林默涵批判胡风的文章，可以看作是“胡风事件”的真正开始。后来这些作者在“胡风事件”中都程度不同地发挥了作用。在“胡风事件”中负责具体事务的主要是中宣部和中国作家协会，而这两个机构的主要负责人都是“延安知识分子”。
胡风事件的起源与林默涵与何其芳直接相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他们的文章刺激了胡风。在《文艺报》53年第2号和第3号上，先后发表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潮》，以及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这两篇文章都是作者根据他们在中宣部召开的“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文章有“奉命”的因素（据林默涵回忆，写这两篇文章有周恩来的意思），但文章的作者没有对胡风保持起码的人格尊重。林默涵在文章中最早提出了“以这种错误的文艺思想为中心，在胡风周围曾结成了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虽然林默涵也同时提到“不是说他们有什么严密的组织，不，这只是一种思想倾向上的结合。”但熟悉中共历史的人应该懂得，这种“小集团”的说法最为中共所警惕，因为这意味着有可能出现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毛泽东后来就是在这个说法的基础上把胡风和他的朋友称为“胡风反党集团”的，由此就引发了全国展开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这次运动不同于此前发生过的镇反运动，因为镇反运动指向相对明确，而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是一个在运动指向上含糊的政治运动，所以整得人人自危。
这位先生还认为，许多知识分子对胡风的遭遇基本是麻木的。
当然，什么事情都可能有例外。胡乔木曾说：“抓胡风，我是不赞成的。毛主席写的那些按语，有些是不符合事实的。胡风说，三年局面可以改变，毛主席认为是指蒋介石反攻大陆。实际上，胡风是说文艺界的局面。”胡乔木的这个说法是有佐证的：“陆定一说过，胡风案件要定‘反革命’性质时，毛泽东找了他和周扬、胡乔木商谈。毛泽东指出胡风是反革命，要把他抓起来。周扬和他都赞成，只有胡乔木不同意。最后还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定了胡风为‘反革命’。”当年参预审查“胡风案件”的王康也证实说：“胡乔木还说，他对毛主席的决定提出不同意见后，担心自己的政治生命可能就要完了。”
然而，胡乔木安然无恙。最倒霉的是“主犯”老胡。
胡风被监禁了10年之后，65年11月2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14年。10年已经过去，还有4年监外执行。12月底，胡风走出秦城监狱，全家团聚过了一个春节。春节过后，胡风夫妇被通知离开北京到四川成都去。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胡风夫妇被送到成都西边的芦山县苗溪劳改农场监护劳动。67年11月，胡风被四川省公安厅押至成都，再度入狱。70年1月，胡风又被以“写反动诗词”和“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其实是在报纸空白处写诗）的罪名，被四川省革委会加判无期徒刑，不准上诉。他被戴上手铐，押至大竹县第三监狱。他在狱中计20余年，创作诗词数千首，大多于出狱后形诸笔墨。78年，胡风被释放出狱。80年9月，中共中央做出审查结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一件错案。平反后，胡风担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85年6月8日因病逝世，终年83岁。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至此，胡风的冤案才算真正了结。
有意思的是，毛主席表侄女王曼恬的丈夫鲁藜，据说与胡风文艺观点上意气相投，有时在胡风主办的刊物上发点稿，这时也受到牵连，因为向王曼恬发牢骚，说胡风给他的三十几封信都交了，见面谈了些什么也都说了，怎么还没完没了，再没完没了，他就还回越南当码头工人去（少年时他曾在越南当过码头工人）。王曼恬就打小报告说鲁藜要叛逃。于是他被半夜捕走。在戴手铐时，他笑道，到处是生活，这也是生活。几天后，毛泽东曾询问周扬：鲁藜怎么样？周扬乖巧地回答：“恐怕挽救不了了。”毛泽东默然无语。关押期间，王曼恬与之离婚。一年后释放，到天津拖拉机厂和农场劳动。“文革”中又吃了苦头，79年始恢复工作。
胡风案的“副作用”很多、很大，最大的一条可能就是，在毛泽东和高层整体以及广大干部群众头脑里，进一步强化了“阶级斗争十分尖锐激烈”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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