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365章 大功不抵过，过亦不损功（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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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袁崇焕，又有草根如是说第二章袁崇焕其人其事简论（之三）
三大功不抵过，过亦不损功――谈谈袁崇焕的功与过、是和非
四七载抗金三次大战，功不可没――袁崇焕求死不求生（三）
三，广渠门大战――
宁锦战后，功劳卓著的袁崇焕反遭排斥、罢职还乡。
不久，天启皇帝驾崩，其弟朱由检即皇帝位，改年号崇祯。“廷争请召崇焕”【141】于是，袁崇焕得以复出。
崇祯元年四月，“命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事务”【142】，七月，袁崇焕到京。
七月十四日，崇祯皇帝在平台召见袁崇焕、咨以辽事方略，袁崇焕慨然以“五年复辽”答对；对于袁崇焕提出须“事事应手”的要求，崇祯皇帝也都一一照准、事事允诺。【143】
对于袁崇焕其后奏折中进一步阐述的一些主张，崇祯皇帝更是郑重其事地批道：“战守机宜悉听便宜从事”。并且，随后即赐袁崇焕以尚方剑【144】！
也就在这份奏折中，袁崇焕还特别提出了自己的疑虑与担心：“夫驭边臣者，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其成败之大局，不必道求于一言一行之微瑕。盖着着作实，为怨则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外而间之，是以为边臣者甚难……但衷有所危，不敢不告。故臣始终曰：战胜在于庙堂。”【145】对此，崇祯皇帝在批文中再次承诺：“浮言朕自有鉴别，切勿瞻顾”【146】！
其实，他的这些疑虑和担心早在天启年间就已经向前任皇帝提出过：“凡勇猛图敌，敌必仇；振刷立功，众必忌。况任劳之必任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劳不厚；罪不大，功不成。谤书盈箧，毁言日至，从来如此。”【147】
有了皇上的“事事允诺”、有了皇上的“战守机宜悉听便宜从事”、有了皇上的“浮言朕自有鉴别，切勿瞻顾”，有了皇上赐予的尚方剑，袁崇焕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因此，尽管当时的形势又有突变、难题不少，但袁崇焕依然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地为“五年复辽”忙碌着：替皇上和朝廷填坑、还债；整军；练兵；筹饷；统一事权；制定新的复辽计划；作出新的部署等等。
为了统一事权，袁崇焕必须解决东江毛文龙的问题――东江镇在袁崇焕复辽计划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他一直认为毛文龙是一个“可用之人”，也愿意做“用文龙之人”，而鉴于毛文龙的专横跋扈不受节制，他也作了“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的两手准备。在苦苦劝说毛文龙却难有成果甚至作出让步也不能唤回其良知的情况下，他只有将这个曾经有功却又堕落到“通夷有迹”、甚至要出卖东江的土皇帝果断杀之。
正如我在前面所说：东江有为，指日可待。辽事可为，箭在弦上――能够抢占先机者，便有了顺利的开端。这从《边事小纪》的作者周文郁在其《辽师入卫纪事》的一段话语中也可看出概略【148】：
崇祯元年戊辰秋七月，余谒督师袁公崇焕于长安，偶谈间，遂订出关之约。八月至宁，得觇公简练鼓励，气可吞胡，种种作略，出人意表。
正当袁崇焕率部“拟器械、马匹稍有头绪，决计渡河”【149】东征之时，抢在他前面的却是刚刚走出困境的皇太极：包括喀喇慎三十六家在内的漠南蒙古诸部落的背明投金，“藩篱”尽失而致蓟门洞开，让皇太极抓住了这一难得的机会，绕道蒙古、破口犯明，己巳之变发生了！
袁崇焕“十月二十九日，在中后所一闻蓟警，即发援兵”，十一月“初三日而祖大寿、何可纲始相继入关”“遂于初四日发山海，初十日抵蓟州”【150】“欲背捍神州，而拒敌众”【151】。
不料皇太极在夺遵化、三屯营之后，十三日虽然“侵晨全军已过石门驿”，但与先期进驻蓟州的袁崇焕军却根本没有正面接触，而只是“是夜，乃过蓟州五里外驻营。”“十四日，大军至三河县……”【152】
袁崇焕得知皇太极大军“宵遁疾趋而西，直犯京师”的消息，“心焚血注，愤不顾死，士不传餐，马不再秣，由间道飞抵郊外。两昼夜，疾行三百余里，先清军三日至”【153】，扎营于广渠门外。
其实，袁崇焕此举也大出皇太极之意料之外：其“初遇崇焕救蓟，意欲避坚攻暇，乃越蓟西，蟠踞潞中。将中断京师，使与崇焕首尾不相应。一面结营困潞，一面张势撼京。谓潞困而京不可俟攻也，不知崇焕之舍蓟而蹑其后”且“踞京而出其前”。以至于“咸大失色，诧以为袁督师之兵从天而降。”【154】
十一月二十日，皇太极“统大军营于城北土城关之东。两翼兵营于东北。哨兵驰告，明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等以兵来援，俱至德胜门。上遂率右翼大贝勒代善、贝勒济尔哈朗、岳托、杜度、萨哈廉等，领白甲护军及蒙古兵前进。”“哨兵又告，见东南隅有宁远巡抚吉凶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等以兵来援。上遣爱巴礼、索尼、白格，传令左翼大贝勒莽古尔泰、贝勒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多铎、豪格等领白甲护军及蒙古兵迎击。”【155】
当天，明与后金的两场大战分别在德胜门和广渠门展开。
德胜门战场，以满桂、侯世禄之溃败而告结束――
先看后金方《清太宗实录》记载：“上立德胜门外，审视虚实。谕火炮营兵进前发炮火。又谕蒙古兵及护军等，俟敌发炮毕，蒙古兵与红旗护军由西面径进，正黄旗护军从旁冲入。于是两路进兵攻击，追至隘口，掩杀之。有遁出者，上复遣御前兵追杀之。”【156】
再看《辽师入卫纪事》记载：满桂“在安定门以西虏束不的战，败绩，且不知处。营中遗弃辎重甚多。公亟令寻觅满帅，并简所遗军器。少顷，回报满帅带有败卒百余，卧关圣庙中。其所遗弃军实，见有城上内臣在彼收取。时犹虑满帅不免于法。迨二十二日，则满帅且调入内城矣。”【157】
广渠门战场则以九千关宁援军对二万后金兵，而且一战“却敌十余里，追北至运河”，又从而宣告：袁崇焕率关宁援军抱必死之心保卫京师的第二次背城大战取得了重大胜利――
“二十日早，报奴大队分六股西来，公传令开营迎敌。先遣都司戴承恩择战地于广渠门。而公正在布阵，其祖帅正兵镇南面，副将王承胤等列西北，公与余扎正西，阙东面以待敌。”【158】
这一战，是从中午开始的，“莽古尔泰分兵为三队，令纛额真等率护军前进，令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豪格继进。”【159】
令纛额真等率领的护军第一次冲击是“拥众直突东南角”，而“我兵奋力殊死战奴”，于是致“奴奔北”【160】。东南角，是祖大寿军的营地，可见后金兵的第一次冲击遭到了祖军极其顽强的抵抗，结果呢，就是败下阵来向北逃窜，大概是想与大队汇合。
“继进”的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豪格也按事先约定攻向广渠门北的东便门即所谓“隘口”，也就是王承胤的营地――“时敌于右偏伏兵甚众，因约我军入隘口，宜趋右偏，不趋右偏而由正路入者罪与避敌同。”――但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三贝勒不趋右偏，由正路入”，只有豪格部遵约“独趋右偏，败其伏兵，追杀至城壕。”【161】王承胤军显然被打败，一部分被豪格率部追杀，其余则掉头向袁崇焕的中军大营靠拢。
这时候，攻击祖大寿营的后金败兵正好逃至，这些败兵在逃跑途中突然看“见前处有承胤等兵，方立马无措，若承胤等合力向前，则奴已大创”，然而“不意承等徙阵南避，翻致奴众复回，径闯西面。”【162】
随着王承胤余部向袁崇焕的中军大营靠拢，后金兵在莽古尔泰的指挥下，攻势也向中路集中，这无疑让袁崇焕的中营遭受了最大的压力。战斗立刻变得空前激烈起来：莽古尔泰严令进攻，后金兵杀气腾腾；袁崇焕指挥反击，关宁援军奋力向前――双方彼来我往，一度成胶着状态，“一贼抡刀砍值公，适傍有材官袁升高以刀架隔，刃相对而折。公或免。复一巨酋背黄旗者，扑向余，亦以夜役高得富射贼落马。时贼矢雨骤，公与余两肋如猬，赖有重甲不透。”【163】
就在形势十分紧张的时候，祖大寿率军追后金败兵赶到，袁崇焕的大营和王承胤部“得南面大兵复合，贼始却。”【164】
其间，因为后金兵又发现“敌兵一队，距城稍远，屯树林内”，莽古尔泰“遂令左翼蒙古各旗往击。额驸恩格德尔贝勒巴克率扎鲁特喀尔喀部落诸贝勒兵，不及整队徐行，骤马而进，与敌兵接战，遂败归。”【165】
莽古尔泰更加担心，不得已又抽调还正在激战之中的“巴克什吴纳格及外藩扎鲁特部落，贝勒色木马尼突入迎战，始击败敌兵。”【166】
也许莽古尔泰临时调动部队的举动引起了参战将士的不安，以及“正白旗额真康古礼未至城壕止于中途”突显又一路后金兵吃了败仗；加上战斗开始阿巴泰、阿济格和多尔衮不听指挥的“不趋右偏而由正路入”；可能也有“多铎以年幼，与莽古尔泰留后”【167】的原因引起一些不满吧――总之，由于明军祖大寿部与袁、王的“复合”，使得包括莽古尔泰指挥有误在内的诸多因素一触而发，从而又造成了战场上后金兵的自乱阵脚，使得战局又向对明军有利的方向发展。
袁崇焕抓住这一时机，指挥关宁援军全面转入反攻：紧随袁崇焕入援抱必死之心的九千关宁将士“倍奋砍杀，游击刘应国，罗景荣，千总窦浚等，直追贼至运河边。贼忙迫拥渡，冰陷，淹没者无数。”
战果当然是令人鼓舞的：“此一战也，自午至酉，麋战三时，杀贼千计，内伤东奴伪六王子，及西虏名酋都令。我兵亦伤亡数百。”【168】
应该说，广渠门大捷与袁崇焕革除“九边尚首虏”的陋规，也有着相当大的关系：“盖九边尚首虏，每以争割首级误事。公深鉴陋规，于未战之先，与诸将士约，惟尽歼为期，不许割级，故将士得一意剿杀，以获此胜。是晚收兵，直至二鼓方毕。”【169】
关宁援军打败后金兵的捷报传到紫禁城，崇祯皇帝自然高兴，当即“颁发酒肉各数千斤，麦饼五万劳军。公先望阙叩谢，然后分发诸营，犹诣带伤诸将士所，一一抚慰。回时，东已白矣。”【170】
袁崇焕在整军练兵中一手调教出来的关宁铁骑，在这次广渠门大战中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战斗的惨烈毫不逊色于宁锦大战时在宁远的那次背城大战，“一刀一枪拼命，不知有夷之凶狠骠悍”的关宁援军将士在不利于己的情况下越战越勇。连续拼战三时辰之后，广渠门外直到北运河，到处都出现后金兵溃逃的狼狈景象――袁崇焕以寡击众以少胜多的奇迹又一次呈现在世人面前。
从宁远大战“凭坚城，用大炮”的胜利，到宁锦大战的胜利尤其是在宁远的第一次背城大战的胜利，又到这次广渠门大战第二次背城大战的胜利，让袁崇焕看到了“五年复辽”希望的曙光。
他并不知道紫禁城里的崇祯皇帝对他的猜疑已经累积到了何种程度，也不知道那些阉党余孽和奸佞小人在阴暗角落里如何狞笑着对他磨刀霍霍――十一月二十七日，他率领关宁援军又在左安门打败了皇太极；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又派兵在南海子成功夜袭皇太极大营而致“贼大乱，随移营出海子”，京师的危机暂解除了，紫禁城里的崇祯皇帝以及包括阉党余孽和奸佞小人在内的京城里的所有人都可以松口气了。
但就在成功夜袭皇太极大营的第二天，就在袁崇焕正要“遣发副将张弘漠等追摄”【171】后金兵的时候，崇祯皇帝以“议饷”【172】之名召他去了紫禁城。
可是，紫禁城里并没有什么“饷”可“议”，冰冷着一张脸的崇祯皇帝甩给袁崇焕的只有一副冰冷的镣铐【173】。
八个半月后，袁崇焕又背着冰冷的十二宗罪名被处以“磔”刑【174】。
在宁远、宁锦和广渠门三次大战中，以求死不求生的决绝态度与后金兵拼杀的袁崇焕，没有和他的一些将士一样倒在战场上，却和刘成、田汝洪、刘友贵、孙得复、张士功、张友明一样倒在了“自己人”的手里――于大明有大功的他，就倒在了冰冷的北京西市刑场上，就倒在侩子手那把冰冷的略呈弯形的尖刀里。
冰冷的镣铐、冰冷的十二宗罪名、冰冷的刑场、冰冷的尖刀，同样冰冷着“士不传餐，马不再秣”千里赴援的关宁军将士的心。
这种几近残酷的冰冷在无形中弥散开来，终于促成了不少援军的哗变，也为此后敌方招降明军送去了口实。甚至，这种几近残酷的冰冷又充斥在整个崇祯朝――十四年后，在冰冷的煤山冰冷的寿皇亭旁，依旧冰冷着一张脸的崇祯皇帝终于无可奈何地把自己吊在了一棵冰冷的老槐树上【175】，明亡。
《明史》《袁崇焕传》中，有这样的一句中肯而又意味深长的评价：“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176】很值得人们深思。
关于广渠门之战，常见反袁者所诟病者，一是金庸先生在其《袁崇焕评传》中所涉及到的“九千破十万”的问题；二是明与后金到底谁胜谁败的问题。
一，“九千破十万”的问题
第一，有关后金第一次破口犯明的兵力，曾有几种说法：十万说（例如金庸先生在其《袁崇焕评传》中即持此说）；数万说（例如阎崇年先生在其《袁崇焕传》中所持此说）；网友capo先生则有一万六千说（见其文《崇祯二年皇太极入关兵数略考》）；而网友dryriver先生在其《浅析崇祯二年后金入关兵数兼与capo商榷》一文中又有“六万”和“四、五万”的说法：满蒙联军破口之前兵力六万左右，到北京时大概在四到五万之间。
金庸先生的十万说、阎崇年先生的数万说，因为没有见其考据，难免有臆想之嫌，很难让人采信。
网友capo先生虽然在考据上作了不少努力，但其“在分析每牛录丁数、抽甲数以及后金军参战兵种等方面”又的确“错讹”不少，所以，对“一万六千”的数字也当存疑。
相比之下，网友dryriver先生在其文中，对“天命年间及天聪初年八旗满洲兵源及兵种”“天聪三年牛录丁数及抽甲数”都有详细而且可信的考证，并在“‘每牛录出披甲不到二十’的辨析”中对capo先生的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错误及原因也作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皇太极第一次入关兵力规模作了估计，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第二，明与后金在广渠门战场投入的兵力，我赞成网友dryriver先生的观点，也因此将这种观点应用在自己的文章中。例如本文对广渠门之战的描述就是袁崇焕军九千对后金莽古尔泰率二万左翼四旗及蒙古兵。
袁崇焕入援到蓟州时的九千骑兵，虽然在间道急行军进京途中陆续掉队的有四千、十七日晚先头到达北京的只有五千，但掉队的四千骑兵估计在二十日前也都先后赶到了广渠门。
至于朝鲜《仁祖实录》中“（袁）军门领诸将及一万四千兵……由间路驰进北京”【177】可能有误：试想，袁崇焕入援时只带了九千骑兵，多余的五千兵从何而来？这五千人也许就是袁崇焕被捕之前，赶到北京的一部分关宁步兵吧。袁被捕后，祖大寿带兵回辽东的人数据说“约万五千人”【178】，朝鲜的记录是不是就错算到这里了？
也有人说广渠门之战中还有京营兵参战，这就有点奇怪了，且不说京营兵之腐败无能，也不说崇祯皇帝就指望这些京营兵为他守城，就说出城参战吧，也只有在德胜门京营兵把炮打到满桂军中的记录【179】，只有京营兵“出城”砍死关宁兵“刘成、田汝洪、刘友贵、孙得复、张士功、张友明六人”的记录【180】，哪还有京营兵真正出城参战的记录呢？
对于后金兵在广渠门投入的兵力，有人以《清太宗实录》中载“莽古尔泰等未与大军同行，止以护军及蒙古兵二千往”作为后金兵广渠门战场上投入兵力只有“二千人”的依据，这不过是后金一贯夸大敌方兵力、缩小自己兵力的伎俩，原也不足为信。
首先，我们来看在广渠门参战的后金左翼指挥官的情况：莽古尔泰为四大贝勒之一、左翼四旗总指挥、正蓝旗主旗贝勒；豪格为镶黄旗主旗贝勒（阿巴泰与其同旗）、多铎为正白旗主旗贝勒；阿济格为镶白旗主旗贝勒（多尔衮与其同旗）――这些人应该知道关宁军是他们的死对头，怎么会在接受任务之后竟敢不带自己本旗的兵马而“孤身”上战场？可信吗？
其次，单就参战的外藩蒙古兵说，破口之后又转战到北京城下的，就有一万多人，平分在后金左右两翼，应该各有五千，又怎么也只是领头的上战场、让大部兵马窝在营房呢？不合情理至此，是不是也同样不足为信呢？
现在再来说金庸先生“九千破一万”的问题，他也许就没有经过考证，便在其书中写下了后金在广渠门投入的兵力达十万之众，这当然是不严谨的。然而他所写的袁崇焕打败了皇太极，只是夸大了战果，基本事实却没有错。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骗”读者。
二，广渠门之战的谁胜谁败，在明与后金双方以及第三方朝鲜的记录中各有不同：《明怀宗实录》《崇祯实录》等载明胜；清修《明史》《袁崇焕传》则载“互有杀伤”，《满文老档·太宗朝》《清太宗实录》却载后金虽然击败明军，但也承认蒙古兵在树林中作战的失败；另有朝鲜《仁祖实录》卷二十二：“贼直到沙窝门。袁军门、祖总兵等，自午至酉，魔战十数合，至于中箭，幸而得捷，贼退兵三十里。贼之得不攻陷京城者，盖因两将力战之功也。”
明及朝鲜的记录都说了明方胜，唯独后金有些羞答答地不愿承认败绩。
那我们就从其记录中看看有什么漏洞吧【181】：
收军后，上召四贝勒入御幄讯之。阿济格对曰，因豪格驰入敌军，曾令阿巴泰从右偏进，鞭其马颈，不从，乃拥臣而来。阿巴泰对曰，敌兵众多，臣与豪格离散，诚然。若阿济格鞭臣马颈，使从右偏进之言则无之。因自誓。上命诸贝勒大臣会议。众议阿巴泰与同旗豪格相离，罪一；违背众议，不从右偏进，罪一。应削贝勒爵，并夺所属人员给与豪格。议上。上曰，阿巴泰非怯懦者，特以顾其二子致延迟耳，朕奈何以子故加罪于兄。因宥阿巴泰罪。以纛额真康古礼、甲喇章京郎球、韩岱等官，逗遛中途，削职罚赎，夺其俘获。
这中间说到了对阿巴泰的处罚，理由是“众议阿巴泰与同旗豪格相离，罪一；违背众议，不从右偏进，罪一”，实际上就是一条：不从右偏进。
如果阿巴泰也打了胜仗，这一条罪岂不是没有意义？而从皇太极“阿巴泰非怯懦者”这一句来看，似乎又在指责或有人指责阿巴泰“不从右偏进”的原因实乃怯战所致，而“顾其二子”也便成了阿巴泰怯战、进而是不战、或者是战败的遮羞布了。一旦把这块遮羞布扯掉，怯战、不战或打了败仗的真面目不就露出来了？
收军后的会议也说到了对纛额真康古礼、甲喇章京郎球、韩岱等官的处罚，理由是“逗遛中途”，也就是同一则记录中的所谓“正白旗纛额真康古礼未至城壕，止于中途。”
康古礼等为什么逗留中途未至城壕？恐怕也和阿巴泰一样“怯战”吧，既然豪格一路已经打败了对手，都已经杀到城壕去了，他们这一路的士气也该大振而踊跃向前，可记录中的他们却偏偏相反而逗留中途未至城壕，这不明显在说他们这一路前面已经败退了吗？
因为广渠门之战的失败，皇太极对莽古尔泰似乎失去了信心。这表现在后金兵在永定门外围歼满桂部后，在蓟州城外与明军的一战中，后金兵的左翼总指挥已经不再是莽古尔泰了，这也许是皇太极给莽古尔泰的一次警告，似也可以作为后金在广渠门失利的一个佐证吧。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
三大功不抵过，过亦不损功――谈谈袁崇焕的功与过、是和非
四七载抗金三次大战，功不可没――袁崇焕求死不求生（三）
三，广渠门大战――
宁锦战后，功劳卓著的袁崇焕反遭排斥、罢职还乡。
不久，天启皇帝驾崩，其弟朱由检即皇帝位，改年号崇祯。“廷争请召崇焕”【141】于是，袁崇焕得以复出。
崇祯元年四月，“命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事务”【142】，七月，袁崇焕到京。
七月十四日，崇祯皇帝在平台召见袁崇焕、咨以辽事方略，袁崇焕慨然以“五年复辽”答对；对于袁崇焕提出须“事事应手”的要求，崇祯皇帝也都一一照准、事事允诺。【143】
对于袁崇焕其后奏折中进一步阐述的一些主张，崇祯皇帝更是郑重其事地批道：“战守机宜悉听便宜从事”。并且，随后即赐袁崇焕以尚方剑【144】！
也就在这份奏折中，袁崇焕还特别提出了自己的疑虑与担心：“夫驭边臣者，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其成败之大局，不必道求于一言一行之微瑕。盖着着作实，为怨则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外而间之，是以为边臣者甚难……但衷有所危，不敢不告。故臣始终曰：战胜在于庙堂。”【145】对此，崇祯皇帝在批文中再次承诺：“浮言朕自有鉴别，切勿瞻顾”【146】！
其实，他的这些疑虑和担心早在天启年间就已经向前任皇帝提出过：“凡勇猛图敌，敌必仇；振刷立功，众必忌。况任劳之必任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劳不厚；罪不大，功不成。谤书盈箧，毁言日至，从来如此。”【147】
有了皇上的“事事允诺”、有了皇上的“战守机宜悉听便宜从事”、有了皇上的“浮言朕自有鉴别，切勿瞻顾”，有了皇上赐予的尚方剑，袁崇焕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因此，尽管当时的形势又有突变、难题不少，但袁崇焕依然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地为“五年复辽”忙碌着：替皇上和朝廷填坑、还债；整军；练兵；筹饷；统一事权；制定新的复辽计划；作出新的部署等等。
为了统一事权，袁崇焕必须解决东江毛文龙的问题――东江镇在袁崇焕复辽计划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他一直认为毛文龙是一个“可用之人”，也愿意做“用文龙之人”，而鉴于毛文龙的专横跋扈不受节制，他也作了“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的两手准备。在苦苦劝说毛文龙却难有成果甚至作出让步也不能唤回其良知的情况下，他只有将这个曾经有功却又堕落到“通夷有迹”、甚至要出卖东江的土皇帝果断杀之。
正如我在前面所说：东江有为，指日可待。辽事可为，箭在弦上――能够抢占先机者，便有了顺利的开端。这从《边事小纪》的作者周文郁在其《辽师入卫纪事》的一段话语中也可看出概略【148】：
崇祯元年戊辰秋七月，余谒督师袁公崇焕于长安，偶谈间，遂订出关之约。八月至宁，得觇公简练鼓励，气可吞胡，种种作略，出人意表。
正当袁崇焕率部“拟器械、马匹稍有头绪，决计渡河”【149】东征之时，抢在他前面的却是刚刚走出困境的皇太极：包括喀喇慎三十六家在内的漠南蒙古诸部落的背明投金，“藩篱”尽失而致蓟门洞开，让皇太极抓住了这一难得的机会，绕道蒙古、破口犯明，己巳之变发生了！
袁崇焕“十月二十九日，在中后所一闻蓟警，即发援兵”，十一月“初三日而祖大寿、何可纲始相继入关”“遂于初四日发山海，初十日抵蓟州”【150】“欲背捍神州，而拒敌众”【151】。
不料皇太极在夺遵化、三屯营之后，十三日虽然“侵晨全军已过石门驿”，但与先期进驻蓟州的袁崇焕军却根本没有正面接触，而只是“是夜，乃过蓟州五里外驻营。”“十四日，大军至三河县……”【152】
袁崇焕得知皇太极大军“宵遁疾趋而西，直犯京师”的消息，“心焚血注，愤不顾死，士不传餐，马不再秣，由间道飞抵郊外。两昼夜，疾行三百余里，先清军三日至”【153】，扎营于广渠门外。
其实，袁崇焕此举也大出皇太极之意料之外：其“初遇崇焕救蓟，意欲避坚攻暇，乃越蓟西，蟠踞潞中。将中断京师，使与崇焕首尾不相应。一面结营困潞，一面张势撼京。谓潞困而京不可俟攻也，不知崇焕之舍蓟而蹑其后”且“踞京而出其前”。以至于“咸大失色，诧以为袁督师之兵从天而降。”【154】
十一月二十日，皇太极“统大军营于城北土城关之东。两翼兵营于东北。哨兵驰告，明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等以兵来援，俱至德胜门。上遂率右翼大贝勒代善、贝勒济尔哈朗、岳托、杜度、萨哈廉等，领白甲护军及蒙古兵前进。”“哨兵又告，见东南隅有宁远巡抚吉凶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等以兵来援。上遣爱巴礼、索尼、白格，传令左翼大贝勒莽古尔泰、贝勒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多铎、豪格等领白甲护军及蒙古兵迎击。”【155】
当天，明与后金的两场大战分别在德胜门和广渠门展开。
德胜门战场，以满桂、侯世禄之溃败而告结束――
先看后金方《清太宗实录》记载：“上立德胜门外，审视虚实。谕火炮营兵进前发炮火。又谕蒙古兵及护军等，俟敌发炮毕，蒙古兵与红旗护军由西面径进，正黄旗护军从旁冲入。于是两路进兵攻击，追至隘口，掩杀之。有遁出者，上复遣御前兵追杀之。”【156】
再看《辽师入卫纪事》记载：满桂“在安定门以西虏束不的战，败绩，且不知处。营中遗弃辎重甚多。公亟令寻觅满帅，并简所遗军器。少顷，回报满帅带有败卒百余，卧关圣庙中。其所遗弃军实，见有城上内臣在彼收取。时犹虑满帅不免于法。迨二十二日，则满帅且调入内城矣。”【157】
广渠门战场则以九千关宁援军对二万后金兵，而且一战“却敌十余里，追北至运河”，又从而宣告：袁崇焕率关宁援军抱必死之心保卫京师的第二次背城大战取得了重大胜利――
“二十日早，报奴大队分六股西来，公传令开营迎敌。先遣都司戴承恩择战地于广渠门。而公正在布阵，其祖帅正兵镇南面，副将王承胤等列西北，公与余扎正西，阙东面以待敌。”【158】
这一战，是从中午开始的，“莽古尔泰分兵为三队，令纛额真等率护军前进，令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豪格继进。”【159】
令纛额真等率领的护军第一次冲击是“拥众直突东南角”，而“我兵奋力殊死战奴”，于是致“奴奔北”【160】。东南角，是祖大寿军的营地，可见后金兵的第一次冲击遭到了祖军极其顽强的抵抗，结果呢，就是败下阵来向北逃窜，大概是想与大队汇合。
“继进”的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豪格也按事先约定攻向广渠门北的东便门即所谓“隘口”，也就是王承胤的营地――“时敌于右偏伏兵甚众，因约我军入隘口，宜趋右偏，不趋右偏而由正路入者罪与避敌同。”――但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三贝勒不趋右偏，由正路入”，只有豪格部遵约“独趋右偏，败其伏兵，追杀至城壕。”【161】王承胤军显然被打败，一部分被豪格率部追杀，其余则掉头向袁崇焕的中军大营靠拢。
这时候，攻击祖大寿营的后金败兵正好逃至，这些败兵在逃跑途中突然看“见前处有承胤等兵，方立马无措，若承胤等合力向前，则奴已大创”，然而“不意承等徙阵南避，翻致奴众复回，径闯西面。”【162】
随着王承胤余部向袁崇焕的中军大营靠拢，后金兵在莽古尔泰的指挥下，攻势也向中路集中，这无疑让袁崇焕的中营遭受了最大的压力。战斗立刻变得空前激烈起来：莽古尔泰严令进攻，后金兵杀气腾腾；袁崇焕指挥反击，关宁援军奋力向前――双方彼来我往，一度成胶着状态，“一贼抡刀砍值公，适傍有材官袁升高以刀架隔，刃相对而折。公或免。复一巨酋背黄旗者，扑向余，亦以夜役高得富射贼落马。时贼矢雨骤，公与余两肋如猬，赖有重甲不透。”【163】
就在形势十分紧张的时候，祖大寿率军追后金败兵赶到，袁崇焕的大营和王承胤部“得南面大兵复合，贼始却。”【164】
其间，因为后金兵又发现“敌兵一队，距城稍远，屯树林内”，莽古尔泰“遂令左翼蒙古各旗往击。额驸恩格德尔贝勒巴克率扎鲁特喀尔喀部落诸贝勒兵，不及整队徐行，骤马而进，与敌兵接战，遂败归。”【165】
莽古尔泰更加担心，不得已又抽调还正在激战之中的“巴克什吴纳格及外藩扎鲁特部落，贝勒色木马尼突入迎战，始击败敌兵。”【166】
也许莽古尔泰临时调动部队的举动引起了参战将士的不安，以及“正白旗额真康古礼未至城壕止于中途”突显又一路后金兵吃了败仗；加上战斗开始阿巴泰、阿济格和多尔衮不听指挥的“不趋右偏而由正路入”；可能也有“多铎以年幼，与莽古尔泰留后”【167】的原因引起一些不满吧――总之，由于明军祖大寿部与袁、王的“复合”，使得包括莽古尔泰指挥有误在内的诸多因素一触而发，从而又造成了战场上后金兵的自乱阵脚，使得战局又向对明军有利的方向发展。
袁崇焕抓住这一时机，指挥关宁援军全面转入反攻：紧随袁崇焕入援抱必死之心的九千关宁将士“倍奋砍杀，游击刘应国，罗景荣，千总窦浚等，直追贼至运河边。贼忙迫拥渡，冰陷，淹没者无数。”
战果当然是令人鼓舞的：“此一战也，自午至酉，麋战三时，杀贼千计，内伤东奴伪六王子，及西虏名酋都令。我兵亦伤亡数百。”【168】
应该说，广渠门大捷与袁崇焕革除“九边尚首虏”的陋规，也有着相当大的关系：“盖九边尚首虏，每以争割首级误事。公深鉴陋规，于未战之先，与诸将士约，惟尽歼为期，不许割级，故将士得一意剿杀，以获此胜。是晚收兵，直至二鼓方毕。”【169】
关宁援军打败后金兵的捷报传到紫禁城，崇祯皇帝自然高兴，当即“颁发酒肉各数千斤，麦饼五万劳军。公先望阙叩谢，然后分发诸营，犹诣带伤诸将士所，一一抚慰。回时，东已白矣。”【170】
袁崇焕在整军练兵中一手调教出来的关宁铁骑，在这次广渠门大战中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战斗的惨烈毫不逊色于宁锦大战时在宁远的那次背城大战，“一刀一枪拼命，不知有夷之凶狠骠悍”的关宁援军将士在不利于己的情况下越战越勇。连续拼战三时辰之后，广渠门外直到北运河，到处都出现后金兵溃逃的狼狈景象――袁崇焕以寡击众以少胜多的奇迹又一次呈现在世人面前。
从宁远大战“凭坚城，用大炮”的胜利，到宁锦大战的胜利尤其是在宁远的第一次背城大战的胜利，又到这次广渠门大战第二次背城大战的胜利，让袁崇焕看到了“五年复辽”希望的曙光。
他并不知道紫禁城里的崇祯皇帝对他的猜疑已经累积到了何种程度，也不知道那些阉党余孽和奸佞小人在阴暗角落里如何狞笑着对他磨刀霍霍――十一月二十七日，他率领关宁援军又在左安门打败了皇太极；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又派兵在南海子成功夜袭皇太极大营而致“贼大乱，随移营出海子”，京师的危机暂解除了，紫禁城里的崇祯皇帝以及包括阉党余孽和奸佞小人在内的京城里的所有人都可以松口气了。
但就在成功夜袭皇太极大营的第二天，就在袁崇焕正要“遣发副将张弘漠等追摄”【171】后金兵的时候，崇祯皇帝以“议饷”【172】之名召他去了紫禁城。
可是，紫禁城里并没有什么“饷”可“议”，冰冷着一张脸的崇祯皇帝甩给袁崇焕的只有一副冰冷的镣铐【173】。
八个半月后，袁崇焕又背着冰冷的十二宗罪名被处以“磔”刑【174】。
在宁远、宁锦和广渠门三次大战中，以求死不求生的决绝态度与后金兵拼杀的袁崇焕，没有和他的一些将士一样倒在战场上，却和刘成、田汝洪、刘友贵、孙得复、张士功、张友明一样倒在了“自己人”的手里――于大明有大功的他，就倒在了冰冷的北京西市刑场上，就倒在侩子手那把冰冷的略呈弯形的尖刀里。
冰冷的镣铐、冰冷的十二宗罪名、冰冷的刑场、冰冷的尖刀，同样冰冷着“士不传餐，马不再秣”千里赴援的关宁军将士的心。
这种几近残酷的冰冷在无形中弥散开来，终于促成了不少援军的哗变，也为此后敌方招降明军送去了口实。甚至，这种几近残酷的冰冷又充斥在整个崇祯朝――十四年后，在冰冷的煤山冰冷的寿皇亭旁，依旧冰冷着一张脸的崇祯皇帝终于无可奈何地把自己吊在了一棵冰冷的老槐树上【175】，明亡。
《明史》《袁崇焕传》中，有这样的一句中肯而又意味深长的评价：“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176】很值得人们深思。
关于广渠门之战，常见反袁者所诟病者，一是金庸先生在其《袁崇焕评传》中所涉及到的“九千破十万”的问题；二是明与后金到底谁胜谁败的问题。
一，“九千破十万”的问题
第一，有关后金第一次破口犯明的兵力，曾有几种说法：十万说（例如金庸先生在其《袁崇焕评传》中即持此说）；数万说（例如阎崇年先生在其《袁崇焕传》中所持此说）；网友capo先生则有一万六千说（见其文《崇祯二年皇太极入关兵数略考》）；而网友dryriver先生在其《浅析崇祯二年后金入关兵数兼与capo商榷》一文中又有“六万”和“四、五万”的说法：满蒙联军破口之前兵力六万左右，到北京时大概在四到五万之间。
金庸先生的十万说、阎崇年先生的数万说，因为没有见其考据，难免有臆想之嫌，很难让人采信。
网友capo先生虽然在考据上作了不少努力，但其“在分析每牛录丁数、抽甲数以及后金军参战兵种等方面”又的确“错讹”不少，所以，对“一万六千”的数字也当存疑。
相比之下，网友dryriver先生在其文中，对“天命年间及天聪初年八旗满洲兵源及兵种”“天聪三年牛录丁数及抽甲数”都有详细而且可信的考证，并在“‘每牛录出披甲不到二十’的辨析”中对capo先生的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错误及原因也作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皇太极第一次入关兵力规模作了估计，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第二，明与后金在广渠门战场投入的兵力，我赞成网友dryriver先生的观点，也因此将这种观点应用在自己的文章中。例如本文对广渠门之战的描述就是袁崇焕军九千对后金莽古尔泰率二万左翼四旗及蒙古兵。
袁崇焕入援到蓟州时的九千骑兵，虽然在间道急行军进京途中陆续掉队的有四千、十七日晚先头到达北京的只有五千，但掉队的四千骑兵估计在二十日前也都先后赶到了广渠门。
至于朝鲜《仁祖实录》中“（袁）军门领诸将及一万四千兵……由间路驰进北京”【177】可能有误：试想，袁崇焕入援时只带了九千骑兵，多余的五千兵从何而来？这五千人也许就是袁崇焕被捕之前，赶到北京的一部分关宁步兵吧。袁被捕后，祖大寿带兵回辽东的人数据说“约万五千人”【178】，朝鲜的记录是不是就错算到这里了？
也有人说广渠门之战中还有京营兵参战，这就有点奇怪了，且不说京营兵之腐败无能，也不说崇祯皇帝就指望这些京营兵为他守城，就说出城参战吧，也只有在德胜门京营兵把炮打到满桂军中的记录【179】，只有京营兵“出城”砍死关宁兵“刘成、田汝洪、刘友贵、孙得复、张士功、张友明六人”的记录【180】，哪还有京营兵真正出城参战的记录呢？
对于后金兵在广渠门投入的兵力，有人以《清太宗实录》中载“莽古尔泰等未与大军同行，止以护军及蒙古兵二千往”作为后金兵广渠门战场上投入兵力只有“二千人”的依据，这不过是后金一贯夸大敌方兵力、缩小自己兵力的伎俩，原也不足为信。
首先，我们来看在广渠门参战的后金左翼指挥官的情况：莽古尔泰为四大贝勒之一、左翼四旗总指挥、正蓝旗主旗贝勒；豪格为镶黄旗主旗贝勒（阿巴泰与其同旗）、多铎为正白旗主旗贝勒；阿济格为镶白旗主旗贝勒（多尔衮与其同旗）――这些人应该知道关宁军是他们的死对头，怎么会在接受任务之后竟敢不带自己本旗的兵马而“孤身”上战场？可信吗？
其次，单就参战的外藩蒙古兵说，破口之后又转战到北京城下的，就有一万多人，平分在后金左右两翼，应该各有五千，又怎么也只是领头的上战场、让大部兵马窝在营房呢？不合情理至此，是不是也同样不足为信呢？
现在再来说金庸先生“九千破一万”的问题，他也许就没有经过考证，便在其书中写下了后金在广渠门投入的兵力达十万之众，这当然是不严谨的。然而他所写的袁崇焕打败了皇太极，只是夸大了战果，基本事实却没有错。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骗”读者。
二，广渠门之战的谁胜谁败，在明与后金双方以及第三方朝鲜的记录中各有不同：《明怀宗实录》《崇祯实录》等载明胜；清修《明史》《袁崇焕传》则载“互有杀伤”，《满文老档·太宗朝》《清太宗实录》却载后金虽然击败明军，但也承认蒙古兵在树林中作战的失败；另有朝鲜《仁祖实录》卷二十二：“贼直到沙窝门。袁军门、祖总兵等，自午至酉，魔战十数合，至于中箭，幸而得捷，贼退兵三十里。贼之得不攻陷京城者，盖因两将力战之功也。”
明及朝鲜的记录都说了明方胜，唯独后金有些羞答答地不愿承认败绩。
那我们就从其记录中看看有什么漏洞吧【181】：
收军后，上召四贝勒入御幄讯之。阿济格对曰，因豪格驰入敌军，曾令阿巴泰从右偏进，鞭其马颈，不从，乃拥臣而来。阿巴泰对曰，敌兵众多，臣与豪格离散，诚然。若阿济格鞭臣马颈，使从右偏进之言则无之。因自誓。上命诸贝勒大臣会议。众议阿巴泰与同旗豪格相离，罪一；违背众议，不从右偏进，罪一。应削贝勒爵，并夺所属人员给与豪格。议上。上曰，阿巴泰非怯懦者，特以顾其二子致延迟耳，朕奈何以子故加罪于兄。因宥阿巴泰罪。以纛额真康古礼、甲喇章京郎球、韩岱等官，逗遛中途，削职罚赎，夺其俘获。
这中间说到了对阿巴泰的处罚，理由是“众议阿巴泰与同旗豪格相离，罪一；违背众议，不从右偏进，罪一”，实际上就是一条：不从右偏进。
如果阿巴泰也打了胜仗，这一条罪岂不是没有意义？而从皇太极“阿巴泰非怯懦者”这一句来看，似乎又在指责或有人指责阿巴泰“不从右偏进”的原因实乃怯战所致，而“顾其二子”也便成了阿巴泰怯战、进而是不战、或者是战败的遮羞布了。一旦把这块遮羞布扯掉，怯战、不战或打了败仗的真面目不就露出来了？
收军后的会议也说到了对纛额真康古礼、甲喇章京郎球、韩岱等官的处罚，理由是“逗遛中途”，也就是同一则记录中的所谓“正白旗纛额真康古礼未至城壕，止于中途。”
康古礼等为什么逗留中途未至城壕？恐怕也和阿巴泰一样“怯战”吧，既然豪格一路已经打败了对手，都已经杀到城壕去了，他们这一路的士气也该大振而踊跃向前，可记录中的他们却偏偏相反而逗留中途未至城壕，这不明显在说他们这一路前面已经败退了吗？
因为广渠门之战的失败，皇太极对莽古尔泰似乎失去了信心。这表现在后金兵在永定门外围歼满桂部后，在蓟州城外与明军的一战中，后金兵的左翼总指挥已经不再是莽古尔泰了，这也许是皇太极给莽古尔泰的一次警告，似也可以作为后金在广渠门失利的一个佐证吧。快眼看书小说阅读_www.bookcu.com